研究生转学事件：表面程序合规 公平早已失守

风波中的湖南大学召开校教代会，图为校党委书记刘克利在会上讲话。

对于17名研究生转学事件，湖南大学的回应经过了一个180度的转折。起初称材料完备、程序合规，次日又称“把关不严”并决定退回。

1月24日，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在该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表示，程序再合规，也要让位于公平公正。

实际上，尽管湖南大学对17名研究生转学申请的审核，履行了教育部规定的一套程序，但由于该程序本身并不完备，且实际操作中牵入各方利益，因此表面上程序合规，实际上公平公正早已失守。

刘克利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还称，教育部领导要求尽快启动追责程序，因此要求学校上下要有心理准备，“准备要承担责任，包括我在内。”

研究生转学跳跃空间大

比起本科生转学，研究生转学有更大的跳跃空间。

根据2005年教育部发布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21号），不得转学的情形之一为：由招生时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

本科有一本、二本、三本等多个批次，因此转学受到上述规定约束，一般不可能发生从三本转到一本学校的情况。

但研究生不同，研究生的招录只有一个批次，因此理论意义上可以转到任何一个高校，即使是从排名最末的高校，转入排名第一的高校，“任何学校都可以联系，只要能够联系好，任何学校都可以（转入）。”吉首大学研究生处处长佘佐辰说。

因此，在此次17名研究生转学事件中，才会发生排名300多位的吉首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转学到排名30多位的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与校长赵跃宇座位紧挨在一起。

“过时”的招生领导小组

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唐珍名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该校对研究生转学的审核程序时说，收到申请后，研究生院先进行初审，首先排除教育部规定的不得转学的几种情况，初审完后再“上会”。

“上会”是指将转学申请拿到湖南大学招生领导小组会议上进行讨论并投票决定。招生领导小组均为校领导及主管研究生院和招生的负责人。

湖南大学发布的《致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写道：2014年1月15日，研究生院将初审合格的2013级硕士研究生转学转入申请提交校招生领导小组会议研究。与会人员研讨后投票表决，以超过2/3的票数同意17名研究生转入。

澎湃新闻获悉，该会议由校长赵跃宇主持，包括副校长陈收、副书记栾永玉、副书记陈伟、研究生院院长李庆国、原湖南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学院院长李仁发、湖南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宋杰、湖南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徐国正、湖南大学监察处副处长钟小红参加了会议。投票结果是，8人同意、1票反对。

对于湖南大学上述做法，教育学者熊丙奇一直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是行政主导下的转学“我说你可以转就可以转，不可以转就不能转”。他呼吁，学校应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建立自由申请入学和自由转学的制度，对转学者进行考核并把结果予以公示。

实际上，教育部2014年3月在安排当年普通高校的招生工作时，已要求各高校成立学校招生委员会，吸纳教师、学生及校友代表参加。同时要做到“十公开”：招生政策公开、高校招生资格公开、高校招生章程公开、高校招生计划公开、考生资格公开、录取程序公开、录取结果公开、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公开、录取新生复查结果公开。

此后，一些高校纷纷撤消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将其职能转由招生委员会承担。

三道关卡全失守

面对研究生转学通道可能成为特权通道的质疑，湖南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人称，程序如果到位，转学设计是合理的。

但最后能否到位成了问题，湖南大学自己也承认在研究生转学审核中“把关不严”。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这17名研究生转学的程序是，先获得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湖南大学的同意，然后再经省教育厅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后办理转学手续。

然而澎湃新闻调查发现，一共三道关卡中，有两道关卡单位自身就是转学“福利”的获益者。

转学者中，不仅有湖南大学的三名子弟，还有省教育厅干部的子女。在湖南大学招生领导小组讨论的一份转学名单中，本身还设置了“是否子弟”一栏。

至于转出学校，也不愿扮演坏人好事的“阻挡者”角色，何况他们直接接受省教育厅的管理或指导。

“他们提出申请了，要转到好一点的学校，我们也不能拦住啊。”此次亦有学生转出的一所高校负责人称。

吉首大学研究生处处长佘佐辰也表示，学生有特殊情况提出来，“你自己去联系转入学校，我不给你设置障碍，……转入学校同意了后，我们再研究。”

最终，转学程序中的三道关卡全部失守，本就不太完备的转学程序被轻易架空，再加上过程和结果从不对外公示， “关系户”能够轻松 “通关”。

在这种情况下，申请转学者提出怎样的转学理由已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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